作者：张文木

——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三次变动与历史质变“临界点”的出现（一）

  说明：本文六万余字，成稿于2016年底，全文主要内容首发并连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2、3期。1917年已经过去，2017年已经到来，山雨欲来风满楼。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2017年正值十月革命[1]100周年。100年来，当代帝国主义已从列宁时期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相溶合的托拉斯帝国主义蜕化为完全的金融帝国主义，其间的革命和斗争也表现出新的特点。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总结这一时期，尤其是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形势变化及其特点、世界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国家反帝反霸的斗争经验，对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必要的。

  一 历史辩证法和时代问题

  “发展”的概念是黑格尔历史学说的基本概念，它的核心内容是有质变的历史，而不“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随意动荡而没有什么发展”[2]，后一种历史被黑格尔称之为“非历史”[3]的历史。列宁推进黑格尔的概念并使之革命化，他说：“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4]历史的“质变”在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常常与“革命”是同义的反复。斯大林说：“使生活发生质的变化即建立新制度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5]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就是一个具有历史质变意义的伟大事件，斯大林说：“十月革命结束了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6]

  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上升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已完成了“现代历史的杰作”，即“在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7]。

  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8]。这前半部分讲的是时代特征，后半部分讲的是时代任务。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是，这时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说：“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9]

  2017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在这100年间，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没有变。但在列宁的研究中，即使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也是分阶段的，他写道：“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10]与20世纪初“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11]的特点不同的是，21世纪的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从占有优势发展到完全统治的帝国主义。列宁认为这样形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说：

  银行基本的和原来的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各种各样货币收入汇集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机构，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为数众多的普通中介人成为极少数垄断者的这种转变，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12]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13]

  用这些标准来衡量，21世纪的美国帝国主义将“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不仅推至“极大的程度”，此时的工业资本还完全屈服于货币资本即华尔街金融财团的脚下，形成了“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已具备“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典型特征。列宁说：“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是20世纪初。”[14]列宁所说旧资本主义是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如果套用一下列宁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帝国主义即完全的金融帝国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即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高度融合的托拉斯资本主义的时间，是在21世纪初。1972年，石油美元的出现加强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实力，1992年苏联解体消除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外部威胁，由此金融资本反客为主实现了其对实体经济资本的绝对统治地位。“911事件”始，美国华尔街开始将金融资本的统治推向全世界，这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所谓“全球化”的实质。与列宁时代相比，这种优势已不仅仅停留在金融资本对“本国和许许多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的控制，在今天它已发展为金融资本直接对资本输出国--比如美国--的国家政权的控制。20世纪初的表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现象在21世纪已倒逼进入第一世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1920年7月列宁在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写的序言中说：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15]

  由于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世界无产阶级的在这一时期的任务除了革命之外，又增加了发展的内容。发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是这一时期关乎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事业成败的“硬道理”[16]。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早期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7]事实让，发展也不是仅请客吃饭，发展中也充满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

  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8]

  无独有偶，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讲话中也有同样的意思，她认为苏联使西方“陷入困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西方国家要“制造其内部问题”以从内部破坏这种制度，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经济，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19]

  撒切尔接着说她在苏联内部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代理人：

  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20]

  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说：

  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21]

  果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正式落下。似乎是历史的安排，这天正是圣诞节。有意选择这天宣布苏联解体显然是戈尔巴乔夫献给西方的“圣诞大礼”。就这样，列宁、斯大林建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轰然倒下了。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视事实。”[22]苏联垮台的教训说明，即使在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即使在已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3]

  二 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古典的和“新型的”

  世界地缘政治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大体说来可分为新型和古典两大类。前者指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地缘政治的存在状态，后者指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地缘政治的存在状态。

  （一）世界地缘政治的古典结构

  “新型地缘政治结构”[24]，是美国地缘政治学者斯皮克曼[25]的术语，它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俄罗斯和美利坚国家崛起以来世界地缘政治存在状态的一种学理描述。在此之前至罗马帝国解体后的中世纪，中华政治曾是主导欧亚大陆政治的基本形态。若与斯皮克曼的“新型地缘政治结构”的概念相对应，我们可将中世纪的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称为古典型结构。

  在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结构中，欧洲已经破碎为多种力量平行和对等的多国政治，只有中国在欧亚大陆具有整体合力，中国因而成为世界的中心。用麦金德的话说，当时的欧洲历史只是“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26]。这时，特别是到了中世纪后期和近代初期，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简直就是欧洲启蒙运动和近代改革的参照物。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披露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派”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曾是“倍加赞扬”，托克维尔以批评的语气说：

  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27]

  在黑格尔的思想中，“东方”“亚洲”，在相当多的时候是“中国”一词的同义反复，黑格尔说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亚洲是历史的起点[28]。西语“东方”（古法语、拉丁语oriens；英语Orient[29]）一词，均与“珠宝”“定向”“目标”等意思相联系；而在西方人的东方观中，西方人长期无法征服的中国--与印度相比--则被赋予更多的敬意，以致黑格尔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即四大文明古国--笔者）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30]西方地缘政治学先驱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也告诉那些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同行说：“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31]马克思预言未来中国：“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R?PUBLIQUE CHINOISE LIBERT?,FRATERNTT?（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32]即使到了18世纪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来到中国还在为见皇帝时下跪与否纠结，只是到了19世纪，东方中心才逐渐为西方中心所取代，不过，那时的西方还不是美国，而是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的世界帝国地位发迹和完成于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两次世界大战。

  （二）世界地缘政治的“新型”结构

  斯皮克曼认为近现代海洋霸权出现后，世界地缘政治出现新的结构性的变化。他说：

  造成这个时代的世界政治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海运的发展和通往印度和美洲的航路的发现。海上活动是新型地缘政治结构--海外帝国--的基础。从前，历史给我们提供了陆上强国的实例，它们以统治毗邻的地块为基础，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而今海洋已成为交通大道，产生了实力雄厚和面积广大的新组织。不列颠、法兰西和日本等帝国以及海上强国的美国都促进了现代世界的成长，而这个世界是政治势力发生相互作用的单一场所。正是海上势力使我们有可能把欧亚大陆当作一个统一的单元，也正是海上势力支配着新旧世界之间的关系。[33]

  如果我们将世界分为南半球和北半球，就会发现具有黑格尔所说的“政治”[34]意义的地区，多存在于北半球，这是由于具有自主经济能力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南半球经济多是北半球的外围或附属，其经济是以北方国家发展为中心的片面经济。

  如果我们再将北半球划分，就会发现围绕着世界最大的欧亚大陆，其政治分为大陆政治和海洋政治，在此基础上又分为大陆中心地带和海洋边缘地带及其对立统一体的存在。斯皮克曼说：“正是海上势力使我们有可能把欧亚大陆当作一个统一的单元，也正是海上势力支配着新旧世界之间的关系。”

  如果以美国为起点，以英国为终点--在近代正好是以英国为起点，以美国为终点，就会发现由东至西沿欧亚大陆边缘的海洋地带存在着包抄欧亚大陆的海洋国家群落。与此对应，在欧亚大陆一边存在着一个以俄罗斯为中心、以欧洲和中国为两翼的大陆国家群落。两类国家不同的地缘政治特点造就了北半球地缘政治的另种“中心”和“外围”的特征。前者是指欧亚大陆上的陆权国家，后者是指围绕欧亚大陆外围的海权国家。

  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人们对世界政治的整体认识和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世界政治的能力。认识并提出大陆中心和边缘地带理论的是英国学者哈·麦金德[35]和美国学者N.J.斯皮克曼。

  1887年哈·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1904年再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这两篇论文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经典文献”[36]。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论文从世界政治和世界体系的整体视角观察地理现象，从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地理视角解释世界政治现象，提出著名的世界“地理枢纽”的理论，并由此将地理学发展为融于世界体系中的地缘政治学，他写道：

  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在全世界，它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枢纽以外地区，在一个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区中，有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在外新月形地区中，有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在当前的力量对比的状况下，枢纽国家俄国与周围的国家不对等，有一个让法国来充当平衡物的位置。

  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因此，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这么多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支持陆上部队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同这一情况相比，以前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利用托雷维德拉斯的海军基地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小规模的了。[37]

  1919年，麦金德把他最初提出的“枢纽地区”概念提炼为更富有冲击力的“心脏地带”的概念，并以更简洁的短句作出如下概括：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3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来在世界政治天平的南北两端的沙俄和英国及其均势为苏联和美国所取代。基于这种力量结构的变化，1944年美国学者N.J.斯皮克曼出版《和平地理学》，提出“边缘地带”理论。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过分夸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作用，实际上包围着基本由俄罗斯占据着的心脏地带的外缘区域如中国、印度、巴尔干国家、法国等拥有大量的人口、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而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俄罗斯）自然环境比较严酷，人口稀少，所以他认为主宰世界的关键地区不在心脏地带，而在麦金德所说的“内新月形地带”即由德国、法国、巴尔干国家、土耳其、伊朗高原国家、印度和中国占据着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39]，认为海洋边缘国家无法垄断欧亚大陆腹地，而如果与大陆边缘国家联合起来，则可影响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政治。而不管是俄罗斯还是美国，谁能赢得这个中间地带，谁就能赢得世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与大不列颠和美国最有直接关系的区域，是欧亚沿海地区同周围一系列边缘海间的接触带。不列颠帝国以不列颠群岛为根据地，通过对欧亚大陆周围一系列的内陆海和边缘海的控制，发展了它的世界势力。就这样，它有能力对海陆两性的边缘地区施展封锁的压力。差不多一直到1900年为止，大不列颠一直单独掌握着用海军封锁大陆的权力。[40]

  这个帝国（苏联--笔者注）在寻求通往海上的途径时，在19世纪发现它的出路被扩张到欧亚沿海地区的不列颠海上势力所拦住。不列颠帝国的地位建立在从海上包围欧亚大陆的基础上，这种包围是由它的海军控制着周围海道来维持的。这种地位可以由于大陆沿海地区出现一个竞争的海上势力或由俄国的陆地实力侵入到沿海地区而受到威胁。

  鉴于此，斯皮克曼将麦金德提出那句战略名言改为：

  谁支配着边缘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41]

  战后世界政治格局有“东方”“西方”的划分，前者更多地指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后者更多地指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但这只是一种直观的色彩辨认。如果改换一下视角，将麦金德的大陆枢纽地带和斯皮克曼的海洋边缘地带理论合二为一，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地缘政治及其战略力量就会有一个结构性的认识，这有助于理解后面将要开展的对战后世界战略力量对比变化规律的分析。

  三 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三次变动与历史“临界点”出现

  （一）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三次变动

  战国时期，秦魏两国争夺河内[42]一带，吴起帮助魏国夺得河内，三十年之后，白起又帮助秦国夺回河内。事后民谣四起：

  三十河东，三十河西；吴白两起，天作玄机。[43]

  用这则民谣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的三次变动也是合适的。

  第一次变动：两个阵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进入两个阵营的“冷战”时期，一方是以苏联为核心的除西欧之外的大陆国家集合而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是以美国为核心的海洋国家集合而成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一时期世界政治的特点是海洋边缘地带的国家和欧亚大陆国家同时崛起且势均力敌。当时，大陆国家也被一分为二，欧亚大陆西端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加入海洋边缘国家阵营，从东德到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加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处于东端的朝鲜、越南与中国一起则加入了大陆中心国家苏联阵营；韩国、日本、南越等则与美国为首的海洋边缘地带国家捆绑在一起。中国在远东地带顶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封锁的同时，也帮助朝鲜和越南打败了美国的军事侵略。

  这样的力量平行对峙持续了大约十年，也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均势的时期，它与20世纪20年代苏俄面对的国际形势相似，列宁说：“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这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的均势。这种均势表现在，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愈来愈 分崩离析，愈来愈不一致，而拥有10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对它们所施加的压 力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周比一周更加强大。”[44]列宁的这句话将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50至60年代两个阵营对垒的性质。

  第二次变动：西方“不战而胜”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欧亚大陆中心的政治板块开始松动，其特点是排列于苏联西东两端的东欧国家和中国在苏联霸权主义的高压下与苏联关系日益疏远并向边缘海洋国家倾斜。1968年苏联出兵进入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压制了那里的脱离苏联的运动，加剧了苏联周边大陆国家尤其是中国向海洋边缘国家倾斜。1972年中国和美国发表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加入海洋边缘地带，打破了大陆中心地带的平衡。1980年至1981年波兰发生工人大规模的抗议罢工运动，1985年，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主动放弃了“二战”以来斯大林时期为苏联获得的地缘政治利益，其结果是苏联在外诱内推中于1991年解体。

  早在1988年，尼克松就预见到苏联的这种结局，将当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就以《1999：不战而胜》命名，尼克松写道：

  苏联人追求的是不战而胜，我们的对策不应是不胜而和。

  苏联人认为历史在他们一边。我们应确保在书写下一世纪的历史时，它是在我们这一边。[45]

  结果苏联比尼克松预料早7年垮台。

  第三次变动：美国盛极而衰 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再次有了“二战”胜利初期的骄狂，他们忘记了前任的经验--也可能他们想超越这些经验[46]，1991年、1999年及2001年，与北约一起连续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在海湾地区、巴尔干地区及中亚地区插入其军事力量，全面回收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打破原有的战略武器平衡。就在美国军事力量在中亚大规模推进的同时，其国力也在严重透支，结果又重蹈越战覆辙，2008年美国国力大幅缩水，国运出现颓势。

  中东不仅是世界资源集中的地区，也是世界霸权国家力量伸展的极限所在。历史表明，在战略力量极限处发动攻势，尤其是发动连续攻势，是国家崩溃的开始。尼克松的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尽量减少对手，集中力量实现美国的核心利益。而苏联解体后的美国战略家们是在不断增加对手的情况下推进美国的利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小布什在任期间却将战争打成战争的继续，他曾破天荒地将许多国家列为“邪恶轴心”，似乎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是对手越打越多，反恐越反越恐，美国由此转衰。

  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开始为了自卫，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后又与南方迦太基人交战，胜利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罗马帝国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胜利，继而深入俄国，三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初与英国作对，赢得西欧后，得意之际进攻苏联，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一开始侵略中国，初期取胜，1941年又对美国开战，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对阵，三年便败；20世纪60年代美国又在越南战场上与中国和苏联交手，也是败得没有面子。小布什上台后，指名道姓向多个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叫板，但凡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明白他这是老虎吃天。所以说，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谁扩张，谁失败，失败的速度与扩张的广度成正比。纵观历史，概莫能外。

  1992年，美国不战而胜，但令美国人意想不到的是，进入21世纪的美国，却以比苏联更快的速度滑入衰落。

  （二）2016：历史质变“临界点”出现

  对世界政治而言， 2016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中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一是当年6月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另一件是6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于当天生效和实施的《中俄联合声明》。历史将证明：这次英国脱欧之于欧洲统一的意义不亚于苏联解体，而《中俄联合声明》的意义不亚于1972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如果将这两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迭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出世界政治版块正在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世界政治进入质变的临界点。

  我们看到，目前被斯皮克曼所描述的从英国沿欧亚大陆直抵美国的“边缘地带”正在发生破碎、坍塌和整体性衰落。衰落从世纪初的美国开始，西迤至今天的英国，欧洲统一进程由此逆转，欧洲向破碎化时代回归。与此相对，围绕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国家都在向大陆中心靠拢。由西向东，其标志性的事件是：

  欧洲地区：

  --2015年2月11日，俄德法乌四国领导人齐聚白俄罗斯明斯克会谈，会议在没有邀请北约核心成员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下，由北约另外两个核心成员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联手主导解决了乌克兰问题。

  --2016年6月中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元首“高度重视维护国际和地区的战略平衡与稳定”。

  --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进行公投，结果是占51.9%的人同意脱欧。

  7月9日，英国政府正式拒绝了逾412.5万人发起的举行第二次退欧公投的请愿。英国外交部代表官方表示，首相和政府均已经明确，必须尊重此前公投的结果。目前政府正在为退欧做准备工作，确保英国民众利益得到最好的保证。10月2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英国政府将最迟在明年3月底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向欧盟提交退出申请。启动脱欧程序将由政府自行决定，无需议会批准。2017年1月17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英国不会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但会寻求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议，这意味着英国将寻求“硬脱欧”。

  英国内部的“南北差距”引发国家南北分裂的可能性。2016年10月13日，苏格兰地区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领袖尼古拉·斯特金在该党的代表大会上表示，苏格兰或将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前举行新一轮独立公投，而且下周就将公布公投法草案。公投结果令苏格兰面临脱欧的前景，违背了苏格兰意愿，苏格兰将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斯特金说，欧盟成员身份是以前苏格兰留在英国主要理由，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欧，联合王国的存在，已经没意义了[47]。

  中东地区：

  --2016年5月17日，美国会参议院不顾沙特方面的强烈反对，通过一项法案，允许“9·11”事件受害者及其亲属起诉沙特政府并寻求赔偿。9月28日（当地时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推翻了奥巴马总统对这项法案的否决。沙特阿拉伯外交部于当地时间29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国会通过这一法案将会给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国自身--带来负面冲击。沙特方面希望美国国会更正立法，避免“可能发生的严重而意想不到的后果”。此前（2016年4月）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曾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案，沙特将抛售所持的多达75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及其他美元资产。

  --2016年8月9日，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俄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恢复高层对话机制、加强国防工业领域合作等议题达成一致。

  --2016年8月16日，俄罗斯轰炸机首次从伊朗空军基地起飞，完成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打击并顺利返航。这是俄国首次利用伊朗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同时也被认为是自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首次允许他国利用伊朗领土开展军事行动。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表示，伊俄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两国从现在起将分享资源，打击恐怖主义。

  --2016年10月7日和12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和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分别通过《俄叙间关于在叙利亚境内部署俄罗斯飞行大队的协议》。俄罗斯和叙利亚于2015年8月签署该协议。协议规定，应叙利亚请求，俄罗斯在叙境内部署飞行大队。飞行大队驻扎地为拉塔基亚省的赫梅米姆机场，该机场及其基础设施以及双方商定划出的区域交由俄方无偿使用。据报道，除了在赫梅米姆机场外，俄军还在叙利亚西部塔尔图斯海港拥有补给站。目前俄计划把塔尔图斯海港修建永久性海军基地。

  亚洲地区：

  --2016年6月23日至24日，上合组织元首第16次会议接受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印巴两国签署了《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

  --2016年10月20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华和中菲元首会谈，标志着中菲友好全面恢复到正常轨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杜特尔特举行会谈，并共同见证了中菲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新闻、质检、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共13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于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11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合新闻声明》，两国重签《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防科工局与马来西亚国防部签署《关于共同开发建造马海军滨海任务舰合作框架协议》。《华盛顿邮报》称：“紧跟杜特尔特，马来西亚是第二个转向中国的东南亚国家。”[48]

  美国

  2016年11月9日，有意与华尔街拉开距离，而且资金和助选团队的社会地位远弱于希拉里[49]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据报道，特朗普6月28日发表演说表示，一旦他掌握政权，“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他还透露已经不考虑向日本等其他参加国寻求再度谈判。美国白宫高级官员11月11日表示，奥巴马政府已清楚认识到美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前景将由下届美国总统和国会决定。特朗普参选总统期间曾表示，如果自己当选，将要求日本和韩国“百分之百”负担美国驻军的一切费用。他当时说，如果这些国家不愿意负担更多费用，美国就应该“准备走人”，即从当地撤军。

  上述重大事件涉及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和北约如英、美国、法国、德国、土耳其，以及美国的最重要的盟友沙特等核心国家，我们看到，从2015年至2016年间，这些国家按“大陆中心国家”和“海洋边缘国家”出现分裂。海洋边缘地带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与大陆中心外围国家（比如中国、法国、德国、土耳其和伊朗）快速分离，后者全方位地向中心地带的俄罗斯靠拢--这与“9·11”之前世界政治全方位地向美国靠拢的形势正好相反。与以往不同的是，此间的变化已不是量变意义而是非常接近质变意义的结构性变化。根据斯皮克曼的理论，“欧亚沿海地区”，具体说就是法国、德国、土耳其、伊朗，特别是中国等国的外交走向将决定世界政治的方向，上述重大事件罗列一起就会让人发现海洋边缘国家与欧亚大陆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后者的倾斜，以美国为主导的海洋边缘地带破碎化及由此引发的衰落趋势已难以避免。

  2016年也是列宁创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00周年。100年来，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变，但帝国主义的内容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00年来，美国从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中的“小兄弟”摇身变为“黑老大”。这些年来，美国被英国忽悠着不知节制地扛起“老大”的重担，与“9·11”之前的形势相比，目前美国身体已被拖垮并进入衰落期。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美国衰落，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衰落而是作为帝国的美国衰落。在未来的世界里，美国还在，但美利坚帝国将会成为一段传说。（待续）